作者 花利
经过商量，大家一致赞成我的意见，扒火车离开广州去香港。
纪店主已经完全康复，体力精力恢复的也不错，一切准备就绪。
凌晨，我们一行五人，我、纪店主、阿娟，阿满，阿贵，翻过车站高墙，扒上了一列徐徐起动的货运列车。凉爽的车风吹散了暑气，大家心中都很愉快。找个车厢角落大伙坐下，畅谈到香港后的打算。
“到了香港我要重开纪家餐馆”。纪店主说。
“我们跟着老板，老板去哪我们去哪，老板干什么，我们干什么”。阿贵，阿满说，纪店主挺满意。
“我跟着大哥，大哥去哪我去哪”。阿娟看着我，冷不定说。
阿娟突然说这话，纪店主，阿贵，阿满很是惊异，大家一起看我。我的面部一会儿凉，一会热儿，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心说，阿娟也太莽撞了，话怎么这么直？让我怎么接话？你一个姑娘家的，跟我干吗？我自己还不知道跟谁呢。当然这是我心里话，没有一下子说出口。
“说笑呢，你跟着我？我还不知道到了香港能干什么呢。”我赶忙圆场掩饰着。
“不！我就跟你！”阿娟噘着嘴嘟哝着。
“算了，阿娟妹妹，别生气，我不是不愿意带你，只是我自己还没事呢，我怕你跟我在一起没饭吃”。我解释说。
“那我也跟你，让爸爸再开一个店铺，开两个”。阿娟。
“小孩子，别瞎扯”。纪店主训斥阿娟，阿满，阿贵露出诡异的神情看着我和阿娟。
火车一阵汽笛声，列车早已经出了广州，向着东南，向着香港飞奔。尽管列车飞驰偶尔带来颠簸，但我们的内心是安逸的，因为到了香港一切都会重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我们很快就能到香港了，就能远离战争了。
天色已然放亮，纪店主说：“这里已经进了东莞，我的乡下老家就离这里不远”。
火车继续飞奔，突然‘啪，啪’从车头方向传来两声清脆的枪声，使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火车开始减速，渐渐的刹车，这里离东莞车站还很远，怎么半路停车呢？一定不是好兆头。
列车还没有停稳，从铁路的路基两侧冲出无数士兵，团团将列车包围。我们五个人趴在车厢内，不知道是下去还是继续留在车上。这时候一些士兵上了列车，挨个车厢搜查检查，一下就查到了我们所在的车厢，一大群士兵端着枪上着刺刀，团团把我们围住。
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上车盘问我们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“我们是难民，逃难的，刚从广州逃出来”。我说。
“逃难的？”军官上下打量着我，围着我直转圈“不对吧？”
“把他抓起来！”军官下命令。
几个士兵冲了上来扭住我的胳膊。
我急忙反问“为什么抓我？我犯了什么罪？”
军官冷笑一声：“想抵赖？”说着军官凑到跟前，一伸手从我的腰里拽出了驳壳枪。
“这是什么？难民有用这个的吗？”
我愣住了，一时语塞。
“搜！”军官继续下命令，几个士兵上来对我们搜身，我身上的另外两只手枪也被搜出，另外还有杨参谋给的两个信封，一个证件。
“带走！”军官下令。
连同纪店主，阿娟，阿满，阿贵，我。五个人被士兵们押解着上了列车尾车，士兵给我用了两只手铐，把我铐在车厢的内的一个铁栏杆上。几个士兵手持冲锋枪，开着保险，眉毛不眨的盯着我。
东莞火车站，有些混乱，站台上下弹痕累累，一些死尸还没有来得及清理，远处时而传来稀疏的枪声，看来这里刚刚发生过战斗。直觉告诉我，押解我们的是解放军，解放军刚刚攻占了东莞县城以及火车站，这是解放军总攻广州的序幕，是解决广州外围的开始，最后攻击广州恐怕也就一两日的事情。
我觉得自己并不欠共党血债，抗战初期我参加国民军第十四集团军，也曾和八路军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者。抗战后期我到了后方学习，也没有与共党发生过摩擦，即便到了保密局上海特别行动组，我主要也是担负内勤工作，很少参与对共党地下组织的直接抓捕和审讯。只有一次领受了处决共党要员老段的任务，最后还把老段给放跑了。要不是同情中共，要不是放跑了老段，我怎么会落到如此无处藏身的地步？想到这里，我心里踏实了下来，觉得自己不是什么特务，也不是战俘，对共党我有功，没愧。他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对的，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。
我和纪店主，阿满，阿贵以及阿娟起初被关押在共党军管会，不久我被押往一所临时监狱，纪店主他们没有跟来，自此直到出狱我都没有见到他们。
监狱方面多次提审我，问我是干什么的，枪是怎么来的，带那么多美金和港币要做什么。我都一五一十的如实相告。可是提审员似乎警惕性太高，他不相信我的话，说我不老实，掩盖罪行，抗拒改造，不好好交待。我说我没罪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不信可以调查。提审员说：“特务，有实话吗？”我反驳他：“没有实话，你干吗还问我？”提审员合上案卷，气呼呼的走了。
过了几天，我被人从牢房押出，上了绑绳，被推上了一辆大卡车，同时被押解的有十几个人，分别被推上几辆卡车，由吉普车开道，警卫森严护卫，一路押到广州刑场。我和众囚徒被押下卡车，按跪在地上。我心想，这下完了，肯定是被枪毙了。
身后是拉枪栓，子弹上膛的声音。接着一阵枪响，十多个囚徒一头栽倒在地。我闭上眼等死，等了一会儿，却总也感觉不出子弹穿头，穿胸的那股推力。我睁开眼，几个士兵架起我，又把我架到了车上。囚车开到了一处高墙林立的新的监狱。
监狱长亲自给我送来了纸笔，让我不要存侥幸，认真交待自己的罪行。
我躺在铺板上，辗转反复，彻夜难眠。我的命太苦了，学没少上，武没少练，也算文武双全。子弹里没少滚，血没少流，累没少受，经常担惊受怕，苦也没少吃。怎么就不能过几天平静日子呢？全国都解放了，广州也已经解放了，我却身陷囫囵，被关在监狱里写交待材料，被押到刑场去给一帮流氓，恶棍陪法场。
从监狱的报纸上看到，叶将军已经就任广东省主席，广州市市长，正在主政广东军政大事。我拿过纸笔，伏在案上给叶将军写信。
很长时间没有人再提审我，监狱长也不再催问我交待材料。一天上午，监狱长和监狱政治部的人急匆匆来到我的牢房，进门拉住我的手。
“对不起，让您受委屈了，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，请您原谅”。监狱长解释。
“您是我党的朋友，您帮助过我们，您不应该被关在这里”。政治部的人解释着。
我心里很清楚，给叶将军写的信起作用了，他们对我进行了调查。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悲喜情绪只是说没什么。
“您的老朋友就要来接您，您先跟我们到会客厅休息”。
会客厅，一个高大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我的面前－－老段！
老段紧走几步拉着我的手手久久不肯松手。
“自从那次脱险，我和组织取得了联系，并通过内线了解了你的情况，知道当时保密局正在到处抓捕你和小五，真替你们捏一把汗，谢谢你呀，太谢谢，没有你我可能早就见了马克思。”
“没什么，段先生，我们这不是都活过来了吗？”
监狱长插话：“这是我们兵团政治部王副部长”。
“王副部长？”我嘴上疑惑，其实做过秘密工作的人都知道，改名换姓是家常便饭。
广州解放快两个月了，1950年元旦即将来临，兵团副政委，政治部王副部长，以及广州地方统战部的负责人陪同我在珠江酒店吃饭。席间，王副部长问我今后的打算，问我是否愿意留下参加国家建设。我说战争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和平了，我不再有用武之地.自己没有什么专长，对国家建设不会有多少帮助，我打算去香港。王副部长没有勉强，只是问我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。我说能不能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王副部长说，是应该的。
我收起了勃朗宁手枪：“这是忻口会战留念，我要带走，其余的两把驳壳枪是我从土匪手里夺的，去了香港用不着这些，留给王副部长做纪念吧”。
我收起了自己的物品，王副部长说：“希望你到了香港能为祖国的建设做些事情，也希望你能常回来”。
我说那是一定的。
源自:我爱单车 作者:快乐田鼠
），由于要做守法好公民，这帮人于是就被国家法律缴了械，谢甲归田了，可怜那，凄凉那，这里也只有排长来转些帖子，大家看看才可想起曾经“战斗”过 ！所以楼主在这里算是稀有动物啦，多发些帖子，向你敬礼！
楼主不买辆车骑骑？对身体好处多多！
